中研院人文組院士邀各界專業探討台灣社會「不公平」的問題，最近就薪資凍漲、所得分配、居住正義、階級流動、教育機會等五個面向提出建言。仔細檢視其中論點，可以發現許多不公平的問題主要都肇因於台灣「經濟結構」的扭曲，而企業大量外移後形成的「台灣接單、海外生產」模式，更是留下許多後患，薪資凍漲就是其中之大。
在上述五個「社會不公」的面向中，有的涉及靜態的貧富差距，有的涉及中低階層家庭子女的動態翻身機會，有的則與年輕世代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有關。其中，有一些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棘手難題，但也有一些是台灣獨有或特別嚴重的問題。例如，全球都會地區房價都很高，但台北市與新北市的房價／所得比卻是飆到全球之冠。再如，在全球化潮流中，各國都有降稅吸引國外投資的壓力，但台灣卻是降到租稅負擔率除了阿拉伯產油國外的全球最低。
進一步觀察，可發現這幾個不同面向之間，其實有相當的貫穿性；大致而言，皆與最近十餘年台灣「經濟結構的扭曲」有關。簡單地說，台灣早就該著手產業的創新轉型，但是，由於鄰近地區如中國大陸、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的開放，使得我國較低階的、代工性的、獨特創新性不強的產業，都能外移至這些新興國家設廠生產，找到存續的機會。既然只要「續操舊業」就有賺錢的機會，業主當然不會去做風險高的創新或成本大的轉型。於是，幾十年下來，許多傳統行業或低創新產業紛紛外移，在台灣只剩下總公司的少數管理階層。
這種外移企業，生產基地雖在海外，但國際訂單仍然下到台灣總公司，遂形成極典型的「台灣接單、海外生產」模式。統計資料顯示，台灣主力的資通訊產品中，有七成左右屬於此類。問題是，儘管這些企業的海外訂單持續增加，但當公司有需要增聘勞工的需求時，卻因為工廠皆在海外，完全不會回饋到台灣的勞動市場。也因此，台灣勞工的薪資當然不會上漲。
過去廿年，台灣的ＧＤＰ（國內生產毛額）成長，有相當比例反映的都是這類傳統型、加工型工廠已然外移的企業訂單之增加；但是，這樣的成長果實，絕大部分是由總公司的管理階層享受，台灣勞工鮮少有機會參與分潤。經營階層大發其利，勞動階層薪資凍漲，社會貧富不均於焉產生。
再說，由於外移資通產業的工廠並不在台灣，他們因應訂單增加的產能擴充與投資，創造的就業機會當然也就不在台灣。企業大老闆賺得荷包滿滿，卻因在地投資機會不多，他們當然就很容易把錢投注到台灣的房地產。於是都會區房價逐漸飆升，又引起了無殼蝸牛族、都會年輕上班族的相對剝奪感。整體而言，台灣年輕一輩感受到凍薪與房價飆漲的壓力，卻感受不到漲薪的預期與未來經濟的憧憬，其不公平感是深刻的。
如上所述，年輕人相對剝奪感的源頭，主要癥結是經濟轉型受困，然而，要解決此一社會不公的問題，恐怕不能單看經濟面。十年甚至更長的壓抑，已使若干年輕人將怪罪的對象轉移到政府、全球化、對岸，也使得問題益趨複雜。三月引爆學運爭議的服貿，也許只是個導火線；背後醞釀的年輕人全面性不公平感受，才是社會動盪的根源。
令人不安的是，主政者似乎還未充分意識到當前經濟運作之失衡，財經部會對學運背後所隱藏的「不公平」失落感，不但提不出經濟轉型的有效策略，甚至還在示範區減稅、企業加薪減稅、外國人來台減稅、吸引資金回台減稅等極傳統的「減稅拚效率」手段上打轉。事實上，這些已經推了卅年的政策如果有效，今天的局面就不會如此。之所以有今天「ＧＤＰ成長、薪資凍漲」達十五年的困境，不就表示需要改弦更張嗎？
行政當局必須正視今天台灣社會的種種不公，並且循此重新構思經濟轉型的策略。那些享盡優惠、荷包賺飽的企業家，也該看看這個自己直、間接參與了剝削的社會，並想想自己能彌補些什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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