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世界日報／社論】
中共18大四中全會日前閉幕，建設「法治中國」，完善「依法治國」治理體系，把反腐倡廉，德主刑輔，集權黨核心，振興黨領導，為民表率，作為習近平、王岐山「黨主法治」的中心思想。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易明(E. Economy)在最新「外交季刊」以「帝制總統」(Imeprial President) 形容習近平主政風格和領導型態。國內外都感覺習近平在震懾全國黨政軍和贏取民心，樹立毛鄧後第三位黨魁的權威；他上台第二年，重新抬出「依法治國」舊口號，推陳出新「法治中國」施政綱領，但終究無法解決黨還是大於法的難題。
回顧四中全會前後，國內外媒體對「依法治國」討論非常多，見仁見智。核心問題需要深究西方文化的法治(rule of law)精神，和中國皇權文化下法制(rule by law)的差異。中共累積65年黨國治理天下的經驗，現在所謂「依法治國」體制，應如何規範「黨治」和「法治」關係，也就是「黨大」還是「法大」這個幾乎無解的問題？而如何緩和化解兩者的衝突矛盾，融合中西，務實發展充實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體制，將是決定中共政權還有沒有未來的最根本問題。
不令人奇怪地，西方媒體基本都不看好中國法治前景。英國「金融時報」中國特派員評論指出，習近平希望改善法治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同時，仍想保持黨的絕對政治權力和加強威權體制，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難。BBC邀請中國公知派學者笑蜀的絕對評論(雖然BBC聲明，笑蜀意見不代表BBC)，主題是「黨天下是法治的天敵」。
這些觀點都屬西方文化下的經驗法則。但中國2000年皇權的法制文明社會，德主刑輔，外儒內法的治理經驗法則，卻不盡然。皇權不是完全不講司法獨立精神，中國皇權傳統深入人心，譬如皇帝必須遵守祖制家法，絕對不可殺言官等等。
習近平喜歡被外界稱為「習大大」，像個鄰家大叔或長輩。他主政浙江時，提出「法治浙江」承諾，2005年主持重點課題，親自深入基層調研40多個鄉村社區和單位，次年頒布「法治浙江」重大決策。2007年上調上海前，在浙江人大閉幕式講話強調：「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民主法治的社會。只有法治化水準，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。」可見，他早就在一省範圍內，累積堅持黨領導的原則，推動法治經驗。如今他只不過把一省經驗擴大為全國。
他對法治基本信念和構想是：「中國特色的法治關鍵，在於堅持黨的領導、人民當家作主、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」。「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」，「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，堅持依法執政，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」；「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，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，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，德治為本，刑治為用」。這樣的法治理念，必然和西方三權分立的法治觀念不同。
笑蜀的評論強調：「要黨天下就不可能有真法治，要真法治就不可能有黨天下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黨天下。黨天下或者說無限黨權，屬於最集中、最徹底的人治，跟法治是根本衝突的。兩者之間，沒有中道可走。」
可是這種絕對主義精神不符合中國人崇尚的中庸之道，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求變精神。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一直處於5000年文化未有的巨變轉型中，今天仍然尚未轉型成功。要在中國這樣有悠久「人治」傳統的社會，融合西方法治精神很不容易，甚至很痛苦。需要逐步漸進的擺脫皇權官本位文化傳統。可是也要承認，中國人不可能完全換血，移植西方法治傳統。黨天下是「家天下」的變種，未來中國要從黨天下，演進為「公民天下」，甚至朝「天下為公」的烏托邦理想而努力，尋求突破。
依法治國，本來該是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。但習近平的法治思想，顯然沒有釐清，更沒有解決「黨大」「法大」的矛盾。他提出法治建設，想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，以法治防止官員濫用權力，也算是中國國情下朝向正常法治的一種進步。只是中共治理國家的權力來源，還是來自革命和繼承，並非政權民授；即使中低層官員的權力能關進籠子裡，但「帝制總統」和中共中央的權力，還是在籠子之外、之上，黨仍然大於法。
【2014-10-29/世界日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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